摘 要：传统中国，尤其是在早期，东谈主们习惯于将“天地”分裂为“九有”，然不同文件中的“九有”次序颇有区别，其中既有时期身分，也响应了不同地区、不同政权、不同东谈主群“天地不雅”的互异。传世史书中体育游戏app平台，系统论及“九有”的，《尚书·禹贡》成书最早，九有次序亦最为严谨；《周礼·职方氏》稍晚于《禹贡》，但九有摆设最为错杂；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撰成技术最为服气，其九有次序亦较为顺畅；《尔雅·释地》年代最晚，其九有之间的范例却并不连贯。由此可知，“后出转精”的一般王法并不适用于九有次序。上海博物馆藏楚简《容成氏》成书技术晚于《禹贡》，约在楚怀王晚年，其记叙九有的范例也大体遵奉《禹贡》，虽偶有跳脱，但逻辑性显然优于稍后成书的《职方氏》，不外这一结论需树立在充分发掘简文所载信息的基础之上，且《容成氏》九有有着昭着的楚国东谈主态度，与传世文件九有的朔方（华夏）东谈主态度迥然有别。隋唐文件中的“古九有”多依据《禹贡》，但其次序却全都不同，有着十分显贵的时期特征，是“关中本位战术”的体现，亦然西魏、北周、隋朝疆域次第彭胀的响应。

中国传统社会额外留神范例，然“秩”与“序”本是两回事。于行政区画体系而言，除了人所共知的“秩” ——上基层级，还有相对而言不那么显贵的“序” ——先后次序。

先秦时期，东谈主们习称我方所了解的世界为“天地”。东周以降，跟着“周皇帝”泰斗的丧失，诸侯国兼并干戈的鼓舞，行政区画不雅念开动萌芽并茂密发展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兼并干戈愈演愈烈，郡县制徐徐酿成，更进一步的湮灭成为势在必行，湮灭后的“天地”怎么不停这一新课题，依然摆上有识之士的案头，“九有”遂应时而生。

作为儒家和诸子经典中的重要内容，两千多年来，“九有”已被学者们反复究诘，干系后果邪恶清澈。关联词，对于“九有”的摆设次序问题，前东谈主的眷注却未几，本文试作探讨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传世文件中先秦“九有”的次序

传世文件中，系统论及“九有”的，主要有《尚书·禹贡》《周礼·职方氏》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《尔雅·释地》（以下分别简称《禹贡》《职方氏》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）等四种。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自然也记录有一个九有系统，但与前四者并非一个维度，容后再论。

《禹贡》叙述九有之序为：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颜师古释“冀州既载”曰：“两河间曰冀州。载，始也。冀州，尧所都，故禹治水自冀州始也。”洪迈则谓：

《禹贡》叙治水，以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为次。考地舆言之，豫居九有中，与兖、徐接境。何为自徐之扬，顾以豫为后乎！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。冀为帝都，既在所先，而地居朔方，实于五行动水，水生木，木东方也，故次之以兖、青、徐；木生火，火南边也，故次之以扬、荆；火生土，土中央也，故次之以豫；土生金，金西方也，故终于梁、雍。所谓“彝伦攸叙”者此也。与鲧之汩陈五行，相去远矣。此说予得之魏几谈。

以五行相生之说来解释《禹贡》九有之次序，固无不可，但不免有后见之明的嫌疑。李零先生则以为禹巡行九有的道路不错画成九宫图，与九数相等。

根据《禹贡》各州说起的地舆信息，可知这九有所解任的书写范例为顺时针走向，只是因为豫州在中央位置，是以有一个“拐弯”，但这正体现出该九有次序的严谨性。有计划文中所述的地舆事物，偏激所言九有间的分界步伐—— “峻岭大川”，可知《禹贡》作家对那时所知的“天地”的地舆现象，有额外科学的意志。

汉魏以降，对《尚书·禹贡》这一儒家基本经典，历代皆有究诘，对于其作家与创作时期，众说纷繁。在诸多意见中，顾颉刚先生的看法最具影响，史念海先生的主见则可能最接近真相。顾先生主张《禹贡》为战国中期秦国东谈主所撰，在秦灭巴、蜀之后，故对梁州了解较多。史先生则以为《禹贡》是战国前期魏国东谈主所作，冀州为首以及东河、南河、西河等称呼出自魏国东谈主的态度和视角，体现了魏国作为晋国正宗、当世霸主欲湮灭天地的风格。易德生先生的不雅点与史先生接近：“ 《禹贡》的成书年代梗概在公元前380至前360年傍边，即战国早期晚段为宜。”

窃以为，《禹贡》雍州所涉领域较窄，而秦惠文王后元“五年（前320），王游至北河”，唐代东谈主张守贞《史记正义》以为“王游不雅北河，至灵、夏州之黄河也”，“北河，胜州也”，即秦惠文王曾“游至”今内蒙古河套平原处东西流向之黄河。秦惠文王能去距离咸阳约2000里（《旧唐书·地舆志》载丰州、胜州分别距离长安2206、1830唐里）之边远，阐明秦国东谈主此前对北河必有所了解，不然一国之君不可能贸然来临该地。而秦灭巴、蜀，在秦惠文王后元九年（前316），若《禹贡》作于而后，且作家是秦国东谈主，不应该不知北河的存在。

魏惠王曾经在逢泽之会“乘夏车，称‘夏王’”，魏国欲以夏朝接管东谈主的身份称霸天地的意图昭然若揭。作为战国初期的霸主，魏国有这么的底气，《禹贡》由战国早期魏国东谈主所作的可能性如实最大。不外，鉴于《禹贡》所涉“天地”的领域十分有限，编撰《禹贡》的主导者，与其以为是魏惠王，不如定为其祖父魏文侯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：“六国之君，魏文侯最为好古，孝文时得其乐东谈主窦公，献其书，乃《周官·巨额伯》之《大司乐》章也。”此外，《汉书·礼乐志》亦载：“至于六国，魏文侯最为好古……”魏文侯乐东谈主窦公到中语帝时仍谢世之说自然不及采信，然《汉书》不啻一次说起“魏文侯最为好古”，当非虚言。“西河家数”恰是在魏文侯时酿成，俨然是那时的学术中心。而《禹贡》这么精密、科学的地舆文章，很可能是“西河家数”集体聪惠的结晶。魏文侯北灭中山国，东败都国，南压楚国，西击秦国，中庸三晋，且得周皇帝承认其诸侯之位。作为战国初年的霸主，其所诞生的“称夏王”方针，对其子、其孙，当影响至深，只不外历经三代，不但未能真是达成，反而距离越来越远。

至于梁州的山川情形，魏国东谈主亦不消比及魏惠王十年（前360）之后才浮现。春秋时，巴国东谈主就依然与楚国等多有构兵。《左传》桓公、庄公、文公、昭公、哀公时皆载有巴东谈主之行动，尽管此时的巴国中心尚在汉水上游，但《禹贡》梁州地舆信息最密集的亦在大汉中一带。蜀国东谈主早在西周初年就参与武王伐商之结伴军事行动，之后曾经与周王室有过互动。秦厉共公二年（前475），蜀与秦亦有酬酢行动。这些只不外是余存至今的稀零记录，足可见战国初期当年，华夏地区的东谈主们对于“天地”西南的巴、蜀一带，不至于一无所知。

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曰：

天有九野，地有九有……何谓九有？河、汉之间为豫州，周也。两河之间为冀州，晋也。河、济之间为兖州，卫也。东方为青州，都也。泗上为徐州，鲁也。东南为扬州，越也。南边为荆州，楚也。西方为雍州，秦也。朔方为幽州，燕也。

这一九有次序，从中央的豫州开动，基本上沿顺时针标的，沿途“走”到西方的雍州，终末到朔方的幽州，范例如一个逆写的“6”字。

《吕氏春秋·序意》曰：“维秦八年，岁在涒滩，秋，甲子朔。朔之日，良东谈主请教十二纪。”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239年，据《序意》之记录，其时《吕氏春秋》至少依然完成“十二纪”，两年后吕不韦罢相，全书撰成必不晚于彼时。事实上，传世本《吕氏春秋》，虽十二纪在前，八览、六论在后，但《史记》谓“吕不韦乃使其来宾东谈主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二十余万言”，且以《序意》之本意，当在全书之末为是，故《吕氏春秋》在公元前239年或已全部编成。

《尔雅·释地》云：

两河间曰冀州。河南曰豫州。河西曰雝州。汉南曰荆州。江南曰杨州。济河间曰兖州。济东曰徐州。燕曰幽州。都曰营州：九有。

初不雅之，《释地》九有次序颇为扭曲作直，似乎并无一定之规，实则不错分为四组：第一组为冀州、豫州，第二组为雝州、荆州、杨州，第三组为兖州、徐州，第四组为幽州、营州，每一组内的两州或三州，其实都呈现出西北—东南走向，但四组之间并无特定范例。

从《释地》的内容来看，其受《有始览》影响最大。如两河间曰冀州、济河间曰兖州、汉南曰荆州、燕曰幽州、都曰营州（青州）等显然源于《有始览》，明确用燕、都这么的诸侯国作区域（场所）的指代，更唯独《有始览》如斯。因此，《释地》的创作年代晚于《有始览》是可信无疑的。何九盈、赵振铎等先生以为《释地》成书于战国末年，应是。

《周礼·职方氏》的九有为：东南曰扬州、正南曰荆州、河南曰豫州、正东曰青州、河东曰兖州、正西曰雍州、东北曰幽州、河内曰冀州、正北曰并州。其以场所为分区原则，先后范例无王法可循。若强为之，可分为三组：第一组为东南扬州、正南荆州、河南豫州；第二组为正东青州、河东兖州、正西雍州；第三组为东北幽州、河内冀州、正北并州。这三组总体上呈由南到北之序，每组里面则大体呈现由东到西的趋势，但并未严格解任。如第一组东南扬州至正南荆州是自东向西，但接着河南豫州则折向北；第二组正东青州到河东兖州再到正西雍州，大体是东西趋势，然《职方氏》的青州其实额外于《禹贡》的徐州，是以并非在兖州的东面，实为东南边，故从正东青州到河东兖州之间，是东南到西北的走向，而兖州与雍州之间，并不衔接；第三组亦然自东向西，再折向北，其逻辑与第一组相似。

《职方氏》九有次序的总趋势为由南到北、由东到西，跟其第一个州为东南扬州息息干系：既首列东南，则总体上势必如斯，才有基本逻辑可言。因其九有所隐敝的地舆领域比较“无理”，并非严格的“九宫格”式版图，西部仅一雍州，且所述地舆局限至今关中地区这一短促空间，相较于中、东部州数而言，全都不成比例。在此畸轻畸重情形下，却要套用“东南”“正西”“正北”等场所词，唯有刖趾适屦。

以东南扬州为九有之首，是十分特别的作念法。《禹贡》（夏）以冀州为首，《有始览》（周）以豫州为首，都是袭取“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”的基本原则，历朝历代莫不如斯。《周礼》既然口头上叙述的是周代官制，要么应以宗周所在的雍州为首（西周），要么当以成周所在的豫州为首（东周），岂能以彼时“蛮荒之地”扬州作为首州？之是以如斯，显然是受邹衍学说的影响。

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曰：

何谓九有？东南神州曰农土，正南次州曰沃土，西南戎州曰滔土，正西弇州曰并土，正中冀州曰中土，西北台州曰良田，正北泲州曰成土，东北薄州曰隐土，正东阳州曰申土。

神州之说，源于邹衍，而邹衍的神州，涵盖东谈主们一般所言的九个州：“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，于天地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国名曰赤县神州。赤县神州内自有九有，禹之序九有是也，不得为州数。中海外如赤县神州者九，乃所谓九有也。”但在《淮南子》中，神州不外是九有之一（其后所述九山、九塞、九薮皆可印证），显然是将邹衍三层九有中的“中九有”，与“小九有”（即一般所谓的“中国”九有）张冠李戴了。《论衡·闲聊篇》黄晖释文以为“ 《淮南地形篇》 ……亦以神州在东南，盖本邹衍”。 《职方氏》九有以东南扬州开动，当与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一样“本邹衍”。

故欲知《职方氏》创作的时期，应知邹衍的行动年代。不外，今东谈主对于邹（驺）滋生卒年的推断多有不同。钱穆先生以为“今姑定燕惠王元年，邹衍年二十五傍边……其生当在都宣之晚年也”。武树臣先生或据之推定邹衍“约公元前305～前240”，王德有先生撰“中国社会科学词条库·邹衍”生卒年与之相通。或谓：“（邹衍）生卒年月省略，据推断大致生于公元前324年，死于公元前250年，他行动的时期后于孟子，与公孙龙、鲁仲连同期代。”以上诸说，与《史记》的《魏世家》和《邹衍传》相去甚远，但与《平原君传》基本吻合。钱穆先生已翔实指出《史记》前两者所记之谬，唯其以《韩非子》所云，推定邹衍在剧辛死前锋谢世，或未安。要之，邹衍在平原君晚年尚谢世，当卒于公元前3世纪中世。有计划到文化影响的不平气性和文化传播的滞后性，受邹衍学说影响的《职方氏》，成文不应早于公元前260年。

又，《职方氏》乃《周礼》之一部分，而《周礼》之成书年代，最为纷繁莫辨。彭林先生转头出6种不同说法，上起西周初年，下迄西汉末年，我方则提议第7种说法即“成书于汉初”说，但以为作于战国说是目放学术界最有影响的说法。郭伟川先生认可战国说，然力主《周礼》由战国初期魏文侯主导编成。笔者倾向于顾颉刚、杨向奎等先生的意见，《周礼》之作，不早于都宣王（前320—前301年在位）时，若从其中的《职方氏》而言，其上限可能更晚。

《职方氏》九有中最特别的是并州，该州不仅《禹贡》不载，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亦无。并州之并，陆德明《经典释文·尔雅·释地》引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并之言併也。”这个併作合并讲，响应到舆地方面，或与赵国吞并中山国（前301—前296）有一定关系，而《职方氏》之是以从冀州中特分出一并州，若以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的逻辑，并州现代表赵国，那么势必在赵武灵王（前325—前299年在位）“胡服骑射”矫正推动赵国崛起之后。

此外，不同于《有始览》和《释地》额外于燕国的幽州，《职方氏》的幽州是一个“环渤海州”，包括一般状态下燕国的东部尤其是新拓地（渤海北岸及东岸）、都国的大部（渤海南岸）以及河水与济水卑劣沿海一带（渤海西岸）。自然《职方氏》将“天地”的东部分为三州，东朔方包括通盘这个词渤海沿岸地区似乎贼胆心虚。但正所谓“艺术开始于实践”，若无实践政事基础，这种唯一无二的“环渤海州境”，恐难出现。历史上比较接近的实践场地唯独两次：一次是子之之乱，都国雄师顺便攻破燕国；另一次是燕昭王末年，乐毅率军险些攻占都国全境（只剩下即墨、莒等）。顾颉刚、杨向奎等先生以为《周礼》是都国东谈主所作，此亦可作为一个干证。相应的，基于同样的逻辑，说《周礼·职方氏》为燕国东谈主所撰，似乎也不无可能。

燕国国土本较短促，局限在渤海西岸平原地区，直到良将秦开“袭破走东胡，东胡却千余里”，并攻取箕子朝鲜的西部，“取地二千余里，至满番汗为界”，燕国疆域的北界才抵达医无闾山一带。学者一般将秦开垦地系于燕昭王或武成王时。然《史记》卷34 《燕世家》燕昭王一节，只字未提秦开击走东胡、取朝鲜地之事，阐明秦开归燕，当在燕昭王之后。不外，司马迁在述及秦开时，将之置于赵武灵王之后、李牧之前。而赵武灵王卸掉王位，在前299年，李牧回击匈奴，早于前245年悼襄王继位。据此技术线，联接燕国政局，燕惠王（前279—前272年在位）至燕武成王（前272—前258年在位）前期皆有开疆之可能。

故《职方氏》幽州山镇为医无闾山，势必在秦开大范畴拓土之后。此前，“七国”即便有东谈主知谈此山，也不可能将之作为一州山镇之代表，唯独燕东谈主计算多年，才会被内地东谈主所熟知。

然《职方氏》成文，又当在《有始览》之前。《有始览》述诸州区位，5个州为方隅指称，即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和东南隅；4个州则为江河流域，即天河之间、两河之间、河济之间、泗上。而《职方氏》则险些全为方隅指称，即使未便以纯方隅指代的中央地带，也以河水为基准，称河南、河东、河内，仍具方隅之意。至于《禹贡》，则全以“峻岭大川”作为各州之间的分界线。一般而言，纯正的、系统的文章在前，如《禹贡》，而鉴戒、掺杂不同体系的长入之作在后，如《释地》燕地、都地之于《有始览》九国。故兼取《禹贡》和《职方氏》的《有始览》，自然成书于后。

有计划到邹衍大九有说的影响（东南为首），增设并州（赵国崛起），秦开逐走东胡和医无闾山的关联（燕国崛起）等多种身分，且《有始览》参考了《职方氏》九有“方隅”理念，故《职方氏》极可能撰于公元前260年至前245年间。

综上，以成书技术而言，《禹贡》最早，《职方氏》次之，《有始览》又次之，《释地》终末。

从四种传世文件所载的九有次序来看，《禹贡》最为一贯而严谨，《有始览》次之，《释地》又次之，《职方氏》最为错杂无序。对比四者的撰成年代，可知“后出转精”的说法于此并不适用，成书技术较早的有可能反而更科学，成书较晚的也有可能更顽劣。

二、《容成氏》“九有”的分野偏激次序

出土文件上博简《容成氏》记录了一种不同于上述传世文件的“九有”说（州名及部分河名用繁体原字）：

禹亲执朸耜，以陂明都之泽，决九河之阻，于是乎夾州、

州始可处。禹通淮与沂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競州、

州始可处也。禹乃通蔞与

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。禹乃通三江、五湖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

州、

州始可处也。禹乃通伊、洛，并瀍、涧，东注之河，于是乎

州始可处也。禹乃通泾与渭，北注之河，于是乎

州始可处也。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，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。（简24—28）

对于《容成氏》所载九有，学界已有很多究诘，获取了丰硕的后果，但仍有不少问题并未处分。尽管将《容成氏》九有与已知的古文件所载九有相对应，是一种很自然的作念法，但很可能并非好的花样，因为这么容易张冠李戴，且易被误导。最可靠的旅途，应该照旧从文本自身所载的信息开赴，进行合理推导。

《容成氏》的九有称呼，大深广与传世文件的州名大异其趣，当是因为楚东谈主遥远以“蛮夷”自居，如楚君熊渠所言：“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。”不外，《容成氏》中

（下文写稿荆）州、

（下文作阳）州、

（下文作涂）州之名，却与《禹贡》等颇为接近，而此三州的领域，大多在战国中后期楚国的疆域内。雷同的还有

（下文作叙）州，《尔雅·释言》谓：“豫、胪，叙也。”故叙州即豫州之异写，而豫州额外一部分地域亦在楚国国境。本体上，《容成氏》中九有的区域分裂，楚国东谈主的态度额外昭着，这少量尚需作念进一步的回报。

对于夹州，李零、陈伟、沈建华、周书灿、孟繁璞等先生以为额外于传世文件中的兖州，晏昌贵、易德生、史杰鹏、凡国栋、夏世华等先生主张额外于冀州。笔者以为，夹州其实额外于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的冀州与兖州，或《禹贡》的冀州南部和兖州。夹州因“决九河之阻”而“始可处”，其所在地区自然跟九河关联，而《禹贡》兖州险些不错等同于“九河”流域，由此将夹州关联到兖州，是贼胆心虚的。陈伟、沈建华先生并用字形、音韵学等“左证”论证之。但《容成氏》九有的干系内容，并非《禹贡》或者《职方氏》那样的专论，只是大禹治水故事的简况，故皆是以线带面或以点带面，属于典型的“以偏概全法”。而“九河”与《禹贡》的兖州，从地舆领域而言，险些是等同关系，反而不顺应《容成氏》九有的“书道”。

又，简文云“陂明都之泽，决九河之阻，于是乎夹州、涂州始可处”，学者们都认可夹州在北、涂州在南，但明都之泽在南、九河在北，这里叙述的河湖与州名范例违犯，为什么不说“于是乎涂州、夹州始可处”呢？此细节弗成冷漠。之是以如斯，或因为夹州是首州，位置是服气的，弗成松驰转移。《左传·哀公六年》秋七月引《夏书》曰：“惟彼陶唐，帅彼天常，有此冀方。”杜预注云：“唐、虞及夏同都冀州。”又，《世本》载：“夏禹都阳城，避商均也。又都平阳，或在安邑，或在晋阳。” 《史记集解》所引皇甫谧亦谓：“（禹）都平阳，或在安邑，或在晋阳。”平阳、安邑、晋阳皆在冀州。故夹州近似于传世文件之冀州，并不仅因为“夹”有夹捏、夹辅之意。

从“天地”的舆地形势而言，所谓夹州，当指以九河为象征的黄河中卑劣，只不外其中的“东河”是九河之一的济水，这少量与传世文件有别。不外，济水本是河水最南和最东边的分流，其自今河南荥阳隔邻从河水分出，东南流，合荥泽，东流至山东定陶隔邻，折向东北流，穿过大野泽（巨野泽）后赓续东北流，约在今博兴东北入渤海。河水最东边的这一分流，相较于彼时河水最西边的大渎而言，水量应稍小，但大于其余诸分流，故有“济水”或“沇水”“泲水”之专名。东谈主们常因济水之名，而冷漠其本为九河之一、河水分流的事实，但在南边的楚国东谈主（华夏除外的他者，“此山外之东谈主”）看来，九河或曰河水卑劣诸分流却是一个合座，且起初遭遇者（即济水）印象最深切，故在传世文件中冀州、兖州分立，《容成氏》却将之合为夹州一州。

夹州之幅员，以今地而言，包括晋陕黄河大峡谷以东的晋中南、豫北与冀南西部（大致额外于《禹贡》冀州南部，或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《职方氏》的冀州），以及豫东北、冀东南、鲁北等地（额外于《禹贡》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的兖州，即那时的黄河三角洲、九河之地）。

至于夹州、涂州不云“东注之海”，并非是说此二州都不滨海，而是“九河之阻”既然依然疏“决”，自然会“注之海”，这跟《禹贡》冀州不讲解界限乃异曲而同工。

涂州，诸家多识作徐州，唯易德生先生识作兖州，孟繁璞先生因“涂山”而识作“涂州”，可从。因莒州的存在，涂州额外于《禹贡》《释地》《有始览》之徐州、《职方氏》青州西部，基本上能获取共鸣，兹不赘述。

“競州”多被对应为青州或营州，淮水被以为是“潍水”。而据沂水所推论的

州（下文作莒州），很显然不属于文件九有中的任何一个。既然莒州不是已知的州，那么“競州”为何一定要对应一个已知的州呢？窃以为，“競州”并非青州或营州的异写，而是跟淮水关联的一个区域。这个区域从《容成氏》所述的“天地”空间而言，最顺应的是江淮地区，即淮水与江水之间的区域，约现在皖中庸苏中一带。情理如下：

（1）作为知名的四渎之一，淮水是中国古代一条不可冷漠的大河。《容成氏》九有部分，只提到一次淮水，即“禹通淮与沂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競州、莒州始可处也”。那么这条淮水，就不可能是“潍水”。自然潍水与沂水源流相距不远，两河范畴也接近，但不管《禹贡》照旧《容成氏》，所载主要为具有地舆象征真义的“大川”，无舍大取小之理。据《山东省志·自然地舆志》，潍河长233千米，流域面积6493.2平方千米，多年平均径流量14.7亿立方米。据《淮河水利简史》，淮水干流长约1000千米，尽管唯独潍水的4.3倍傍边，但流域面积27万平方千米，约为潍水流域面积的41.6倍，多年平均自然径流量645亿立方米，达到潍水的43.9倍。故淮河的范畴远非潍水可比，“大川”显然应指淮河。

（2）淮河是东西向河流，而“潍水”和沂水均是南北向河流，要是“禹通‘潍’与沂”，则“东注之海”即无从谈起。

（3）“通淮与沂”与《禹贡》徐州“淮、沂其治”所云额外，而《禹贡》青州是“潍、淄其谈”，可见“淮”与“潍”弗成一概而论。对于《容成氏》与《禹贡》的文件关系，下文再详论，此不赘言。

（4）从《容成氏》的书写习惯而言，“禹通淮与沂”，与“禹乃通蒌与”“禹乃通泾与渭”“禹乃通三江、五湖”“禹乃通伊、洛，并瀍、涧”相似。泾与渭，伊、瀍、涧与洛，是支流与干流的关系。正如陈伟先生所言，“竹书讲河谈的‘通’也可能是说将两条河谈换取”， 《汉书》颜师古注即谓“因水入水曰‘通’”，故“通”是指彼此连通的水体。从“书道”的角度来看，显然“淮与沂”弗成默契成“潍与沂”，因为“潍水”与沂水并不连通。

（5）晏昌贵先生以为“竞、莒二州约当《禹贡》徐州南境”，“莒州当偏北偏东，在沂水流域；竞州当偏西偏南，当淮水流域”。若均从《禹贡》徐州南境去默契，前后不免矛盾，若谓此二州与涂州三分《禹贡》徐州之境，则所涉领域毋乃过小。因此，与其将“競州”局限于《禹贡》徐州南境，不如将其再往南移一些。《释地》谓“江南曰杨州”“济东曰徐州”，那么江、淮之间缘何名之？“競州”所指，或即此。

《容成氏》“莒州”，李零先生疑“即莒国一带”，学者多从之。简文“莒州”地舆上侧重“沂水”流域，或非偶然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曰：“简王元年，北伐灭莒。” 《汉书·地舆志》亦谓莒“三十世为楚所灭”。然《战国策·西周策》则谓“莒一火于都”，事实上，莒自后如实为都国重要城池，乐毅攻都时一度是都国终末的两三城之一。但是，站在楚国东谈主的态度来看，在楚灭鲁国当年，楚简王当年“灭莒”，象征着楚国势力所及最北的光芒，是重要的国族记忆。

换个角度不雅察，在都襄王初年，既然都国（或其东部）唯独莒和即墨两城谨守未下，则可知额外长一段技术内，都国国境南至莒资料。莒城再往南，即沂水流域，当已非都国邦畿，以政事场地验之，则今天山东省临沂地区，彼时当属楚国之境。

不外，莒州可能并非仅指沂沭河流域。沈建华先生谓“ 《容成氏》所称的莒州应该额外于《禹贡》中的青州”，尽管失之偏颇，却也有其好奇景仰。笔者以为，莒州所涵盖的地域，除了今山东东南部及江苏东北部的沂沭河流域，还包括今山东北部的淄河、潍河、胶莱河、大沽河、五龙河、大沽夹河等流域（今鲁东和苏北沿海地区）。都国的大部分疆域，或由莒州指代。

这么，若競州确指江淮地区，而莒州包含泰山以北的都国之地的话，那么在《容成氏》作家的眼中，都国无疑是被“矮化”的，方针梗概亦然为了突显楚国。总之，《容成氏》九有，体现出一种昭着的楚国东谈主态度。

“禹乃通蒌与

，东注之海，于是乎蓏州始可处也。”蓏州，陈伟先生以为算作“藕州”。该州李零、陈伟、晏昌贵等先生以为即《职方氏》并州，孟繁璞认可李零先生的不雅点，但倾向于将蓏州扩大至《尔雅》《吕览》冀州的领域。不外，并州不滨海，河水和济水的入海口一带属于幽州境域，既然“蒌与

，东注之海”，那么藕州（蓏州）无疑如易德生先生所言，更接近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的幽州。

阳州（扬州）、荆州、叙州、

州（下文作且州）等四州，学界一般莫得异议，以为跟传世文件中的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雍州（《职方氏》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之雍州或雝州）额外。但如笔者前文所述，《容成氏》阳州（扬州）的幅员，其实额外于《释地》扬州，而非《禹贡》扬州，其北界是长江，而非淮河。

《容成氏》的天地九有，莫得触及西南边的巴、蜀地区，这与《禹贡》颇为不同，而与《职方氏》《有始览》《释地》等相似，其共同原因，应该都是秦国依然吞并巴、蜀。故《容成氏》之修撰，亦当在公元前316年以后。

“禹乃从汉以南为名谷五百，从汉以北为名谷五百。”这句不在“九有”领域内的看似“歪打正着”之语，随机是秦、楚“分汉中之半”的蛛丝马迹。此事在秦楚丹阳之战（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，前312）、秦取楚汉中郡之后，绵延数年。楚怀王十八年（该年秦惠文王亏损，前311）秦东谈主提议“分汉中之半以和楚”，楚怀王二十五年（秦昭王三年，前304）“秦复与楚上庸”，部分已毕此议。窃以为《容成氏》或作于此配景之下，其九有中无代表巴、蜀之州，导致九有地舆事物畸轻畸重，实则是楚东谈主对秦并巴、蜀的一种承认。这么推导的《容成氏》成文技术，与裘锡圭、姜广辉、徐少华等先生的结论基本相符，与易德生先生所论更是不约而同：“ 《容成氏》成书比较晚，在战国中期偏晚，梗概在公元前300年傍边。”有学者以为“ 《容成氏》九有应该出自比《禹贡》九有更为原始的文本”，或“ 《容成氏》九有酿成于两周之际或春秋前期”，或谓《容成氏》九有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早期，皆可商榷。

从与传世文件的关系来看，《容成氏》九有既有同《禹贡》接近的地方，也有与《职方氏》等相似之处。就后者而言，《容成氏》提到了易水等所在的东朔方燕国之地，除《禹贡》除外的三个传世文件九有都有所触及。《容成氏》莫得说起巴蜀所在的“天地”之西南，除《禹贡》除外的三个传世文件亦不曾说起。由此而言，《容成氏》更接近除《禹贡》除外的三个传世文件。

但《容成氏》九有所述内容，和《禹贡》所言皆是大禹治水之事，其内容所处的时期配景是一致的。而且，《容成氏》谓“禹乃通伊、洛，并瀍、涧，东注之河”，《禹贡》谓“伊、雒、瀍、涧既入于河”，伊、洛是洛阳隔邻较大的河流，尽管只是黄河的支流或支流的支流，但历来着名远近，说起二者是很通俗的事情。但瀍、涧只是洛河北岸两条较小的支流，瀍水尤其短小，与“大川”二字毫无关联。而两个文件都精细提到，除了东周技术“天地之中”都门洛阳的特殊地位外，随机尚有文件的关联。此外，“九河既谈”与“决九河之阻”，“淮、沂其乂”与“通淮与沂”，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”与“通三江、五湖”，“泾属渭汭”跟“通泾与渭”，均有高度的相似性。这阐明，《容成氏》和《禹贡》二者之间，应该有一定的文件传承关系，绝非“偶合”二字所能解释。

再不雅《容成氏》九有的次序，先夹州、涂州，次競州、莒州，次蓏州（藕州），次荆州、阳州（扬州），次叙州，终末且州。而夹州额外于《禹贡》冀州南部与兖州，涂州当《禹贡》徐州西部，競州、莒州分别当《禹贡》扬州北部、徐州东部及青州，蓏州（藕州）当《禹贡》冀州北部，荆州、阳州与《禹贡》荆州和扬州南部接近，叙州当《禹贡》豫州，且州当《禹贡》雍州（或加上梁州）。这么看来，若无论称呼之互异，仅从大致对应的“天地”分区而言，《容成氏》九有的次序，其实口舌常接近《禹贡》九有次序的。只是在黄淮地区之后，插叙了东朔标的易水流域的蓏州（藕州），然后又回到《禹贡》扬州、荆州、豫州、雍州（无梁州）的范例中来。而这种范例，与《职方氏》九有、《释地》九有全然不同。《有始览》九有次序深广与《容成氏》接近，但《有始览》豫州为首、幽州为末，与《容成氏》逻辑有别。

一言以蔽之，陈伟、周书灿、晏昌贵等先生皆以为《容成氏》九有是一个孤苦的、自成一体的九有系统，晏昌贵先生进而以为其较接近《职方氏》系统。易德生先生则以为“ 《容成氏》九有和《尚书·禹贡》九有应属于一个系统”，其所叙九有，“与《尔雅》版块似乎更接近些”。不可否定，《容成氏》九有如实有很多特有之处，但从其文本内容以及九有次序来看，易德生先生的主见也不无好奇景仰。周书灿先生以为：“ 《容成氏》九有外传发生的地域最大可能在黄河卑劣的今山东一带。”但从上文的分析来看，《容成氏》九有外传当出自楚地，以淮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可能性最大。

三、汉至唐“九有”的次序与时期配景

“汉兴，因秦轨制，崇恩德，行简单，以抚海内。至武帝攘却胡、越，开地斥境，南置交阯，北置朔方之州，兼徐、梁、幽、并夏、周之制，改雍曰凉，改梁曰益，凡十三部，置刺史。”但《汉书·地舆志》以郡国为经纬，州系于郡国，并无特定的诸州次序。

《续汉书·郡国志》十三州范例为：司隶、豫州、冀州、兖州、徐州、青州、荆州、扬州、益州、凉州、并州、幽州、交州。其范例，主要受《禹贡》影响，但实践中“以王者所都之地为上”是基本原则，故看起来更接近《有始览》九有的范例。且因州数远多于《禹贡》九有，故添以《职方氏》之名。

到了东汉末年，天地大乱，经由黄巾举义的打击，朝廷泰斗化为泡影。之后数十年，地方势力求战，统带范例重组，朔方地区最大的权利集团曹氏，经由长技术蓄积，依然准备“化家为国”。“（建安）十八年（213）……诏书并十四州，复为九有。”实则九年前已有此苗头，只不外那时曹操羽翼未丰，被荀彧劝戒了。“（建安）九年，太祖拔邺，领冀州牧。或说太祖‘宜维捏置九有，则冀州所制者重大，天地服矣’。太祖将从之，彧言曰：‘要是，则冀州当得河东、冯翊、扶风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，所夺者众。前日公破袁尚，禽审配，海内震骇，必东谈主东谈主自恐不得保其地盘，守其兵众也；今使分属冀州，将皆动心。且东谈主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；今闻此，以为必以次见夺。一朝生变，虽有守善者，转相胁为非，则袁尚得宽其死，而袁谭怀贰，刘表遂保江、汉之间，天地未易图也。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，然后拔擢旧京，南临荆州，责贡之不入，则天地咸知公意。东谈主东谈主自安。天地大定，乃议古制，此社稷遥远之利也。’太祖遂寝九有议。”关联词，至建安十八年，曹操的预计再也无法扼制，且荀彧已于前一年亏损，故“维捏置九有”终得实行。

对于这个“九有”的次序，《后汉书》李贤注有所触及。《后汉书》云：“（建安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，复《禹贡》九有。”李贤注引《献帝春秋》曰：“时省幽、并州，以其郡国并于冀州；省司隶校尉及凉州，以其郡国并为雍州；省交州，并荆州、益州。于是有兖、豫、青、徐、荆、杨、冀、益、雍也。”李贤注又曰：“九数虽同，而《禹贡》有害州有梁州，然梁、益亦一地也。”

从《献帝春秋》所述而言，其“九有”之名跟《禹贡》并不一致，如斯时成心州而无梁州。但正如李贤注所云，“然梁、益亦一地也”，故该九有的渊源，无疑是《禹贡》。而人所共知，《禹贡》九有中的冀州，是诸多九有版块中最大的。 《隋书·地舆志》于此有所阐明，尽管这种阐释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足为法：“冀州于古，尧之都也。舜分州为十二，冀州析置幽、并。……准之星次，本皆冀州之域，帝居所在，故其界尤大。至夏废幽、并入焉，得唐之旧矣。”

既然是“省幽、并州，以其郡国并于冀州”，而曹操又自领冀州牧，以丞相之尊亲掌最大之州，冀州怎可能反列于倒数第三。又，不管是那时汉朝的都城许昌，照旧东汉遥远的都城洛阳，都在豫州，其时曹操口头上照旧汉朝的丞相，宜遵汉制，则豫州当居首。故《献帝春秋》所云曹操九有范例，绝非实录。真实的东汉末年九有次序，要么如《禹贡》所载，要么如《有始览》所云，只是九有之名稍异资料。

但建安年间九有轨制并未扩充到天下，因为南边的刘备、孙权，此时与曹操集团依然三足而立，并不听从曹操所傍边的汉廷之令。如交州仍为一州，并未省废。而且，这个九有体系看护的技术也不长，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言：“在曹操扫尾的境域内九有制实行了七年几个月，220年曹丕称帝，当年即复原建安十八年当年的十四州制。”

《三国志·梁习传》载：“并土新附，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。 ……建安十八年，州并属冀州，更拜议郎、西部都督从事，统属冀州，总故部曲。 ……文帝践阼，复置并州，复为刺史，进封申门亭侯，邑百户，政事常为天地最。” 《杜畿传》云：“文帝即王位，赐爵关内侯，征为尚书。及践阼，进封丰乐亭侯，邑百户，守司隶校尉。” 《崔林传》亦曰：“文帝践阼，拜尚书，出为幽州刺史。北中郎将吴质统河北军事，涿郡太守王雄谓林别驾曰……”此前，幽州、并州曾被省入冀州，司隶校尉亦被罢废，但魏文帝黄初元年（220）践阼，即“复置并州”，以杜畿为司隶校尉，不久，又任命崔林为幽州刺史。以上记录均标明，曹丕登基称帝以后，立时就复原了旧十四州制。因为大冀州虽是曹操霸府之根基，但时易世变，“九有制”不顺应曹魏代汉树立新王朝之后的国度利益，这与改丞相制为三公制一样，有其特定的时期配景。

本体上，曹操所行“九有制”早在汉魏鼎革之前就被冲突了。《曹真传》谓：“文帝即王位，以真为镇西将军，假节，都督雍、凉州诸军事，录前后功，进封东乡侯。” 《张既传》亦谓：“是时不置凉州，自三辅拒西域，皆属雍州。文帝即王位，初置凉州，以逍遥太守邹岐为刺史。张掖张进执郡守举兵拒岐……”从《魏书·文帝纪》等述延康元年（220）五月平张进之叛来看，凉州之复置，确在曹丕建魏称帝之前。由此看来，“九有”作为先秦时期的“梦想”，要在几百年后的实践中“落地”，艰难重重。

魏晋以降，至于隋初，地方上实行州郡县三级政区制，州的数目越来越多，平均每个州的幅员则越来越小，故隋文帝废郡存州，州遂变成了“统县政区”。到隋炀帝时，改州为郡，郡统县，一定进度上又复原了秦汉旧制。故在唐高宗时编写的《五代史志·地舆志》（即今《隋书·地舆志》）中，接纳了诬捏的以州统郡的书写体例。即借用古九有之名，效法《汉书·地舆志》附录朱赣“条民风”之法，在几许郡之后归纳某州的民风情况。不外，自然借用了《禹贡》九有的名号（其中雍州、青州用的是《职方氏》之词），但具体的范例，却并莫得沿用《禹贡》，而是别出机杼，从前到后分别为：雍州、梁州、豫州、兖州、冀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荆州。

李唐立国，撤销隋炀帝的“新制”，复原隋文帝的“旧制”，以州统县，实行了一百多年，但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（742—756），又改州为郡，再次效法秦汉旧制。是以中唐杜佑在撰写《通典·州郡典》时，为了一语谈破，并贯彻《通典》“通古今之变”的宗旨，并莫得接纳唐朝行之已久的十谈体系，而是再次借用古九有来“统郡”，范例为：古雍州、古梁州、古荆河州（即古豫州，避唐代宗李豫之讳）、古冀州、古兖州、古青州、古徐州、古扬州、古荆州。不外，有计划到五岭以南地区不在古九有之内，故在古荆州之后另立“古南越”一卷。杜佑与《五代史志·地舆志》作家的不同，不仅体现在对岭南地区包摄的意志上，具体的九有次序，也稍有区别，二者“冀州”和“兖州”的范例刚好违犯。

但综不雅唐代相隔一百多年的这两部文章，在九有次序方面，照旧大同小异。最特别的等于，首列雍州，次列梁州，然后是华夏诸州，终末则是东南的扬州和中南的荆州，大体范例呈现出横“S”形走向，阐明二者皆有严谨的章法。

《五代史志·地舆志》和《通典·州郡典》这两部图书，之是以接纳临近的古九有次序，毫不单是是作家们“枭雄所见略同”，而是有着相似的时期配景。唐初建都长安，当《五代史志》编写之时，洛阳尚未被立为东都。其时承西魏、北周和隋代余绪，奉行“关中本位战术”，自然以雍州为九有之首。又，隋唐大一统王朝的树立，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从弱小的西魏一步步发展壮大的。这么，在大一统王朝中，各地区就有“先来后到”之别。西魏末年朝上秦岭、大巴山，吞并汉中庸巴蜀，是其彭胀的枢纽一步，自此西魏从偏居西北一隅，到占据黄河和长江两大河的高尚地区，瀽瓴高屋之势已成，为自后的北周和隋、唐王朝奠定了坚实的物资（空间）基础，故梁州第二。北周削平北都，古九有中的豫州、兖州、冀州、青州、徐州被纳入王朝版图，隋初接管的等于这个包含《禹贡》七大州的疆域。开皇九年（589）湮灭南陈，将东南半壁的古扬州、古荆州及古南越之地“收入囊中”，故此二州或三地只可在“九有”次序中居于尾部。

杜佑在撰写《通典·州郡典》时，尽管南北朝依然扫尾约二百年，但此时长安仍然是唐朝的都门，加之不久前唐玄宗才逃一火西蜀，因此，他基本上“接管”了初唐先哲的九有次序，仅作念了隐微退换与更正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之九有，到了隋代，被欺骗到官方礼法中。“为方丘于宫城之北十四里。其丘再成，成高五尺，下成方十丈，上成方五丈。夏至之日，祭皇地祇于其上，以太祖配。神州、迎州、冀州、戎州、拾州、柱州、营州、咸州、阳州九有山、海、川、林、泽、丘陵、坟衍、原隰，并皆从祀。地祇及配帝在坛上，用黄犊二。神州九有神座于第二等八陛之间：神州东南边，迎州南边，冀州、戎州西南边，拾州西方，柱州西朔方，营州朔方，咸州东朔方，阳州东方，各用方色犊一。”

《淮南子·墬形训》九有，是一个严谨的九宫格体系，况且其九有之间的次序，颇有崇拜：自东南起，顺时针走到正中，再折向西北，然后再以顺时针之序走到正东。由此不雅之，跟《禹贡》一样，其总体上亦然顺时针序列，只是为了能够已毕尽头与起始连结，故在中央位置也有一个“革新”。这亦然一个很合理的九有范例，有着一以贯之的逻辑。正本，神州、迎州、咸州等九有源于邹衍“大九有”表面，与咱们时常所讲的“中国”九有并非一趟事。但这个九有系统，在《淮南子》中，已被张冠李戴成与九山、九塞、九薮匹配的“小九有”，到了隋朝，遂被不清不楚地礼节化了。

结语

详尽传世图书与出土文件，从成书技术而言，《禹贡》最早，《容成氏》次之，《职方氏》又次之，《有始览》又次之，《释地》终末。从各自所载的九有次序来看，《禹贡》最为一贯而严谨；《有始览》稍有变通，然次序亦颇为流通；《容成氏》也基本为顺时针次序，然其中偶有跳脱；《释地》比较错杂；《职方氏》最为错杂无序。而某种九有次序是否严谨，一定进度上响应了该九有系统的内容是否科学。如《禹贡》九有比《职方氏》九有更为严谨，也更顺应自然地舆现象。由此可见，“后出”并不一定“转精”，成书技术较早的有可能反而最科学，成书较晚的也有可能最顽劣。

以上诸文件皆撰成于战国技术，其时天地错杂、各国独立，不同“国度”的东谈主，自然有不同的国度不雅念。但是，绵延数百年的“周皇帝”偏激所代表的“天地不雅”却影响至深。三晋、燕、都、秦，尽管自然环境并不相通，却有着共同的政事和文化源流，因而其天地不雅念是比较接近的。较之朔方诸国而言，自以为“我蛮夷也”的楚国东谈主，其所撰《容成氏》九有之名偏激区域分裂，与传世文件比较，均大异其趣。但其九有次序，却与《禹贡》存在着逻辑上的耦合，这意味着二者不仅可能有共同的渊源，随机也有相似的“天地不雅”和念念维方式。

而不同期代的九有次序，通常会打上时期的烙迹，响应出时期的特征。战国技术，恰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革新时期，短短二百多年里，金戈铁马、风起潮涌，形势变换之速，远非此前可比体育游戏app平台，东谈主们所知的“天地”，也在变化中。秦并巴、蜀，其后成书的九有体系，原“梁州”所代表的西南地区遂湮没无闻。燕却东胡，以医无闾山为象征的东北地区参加华夏东谈主的视线，“幽州”才不可或缺。近千年后，隋唐技术的“天地”，早已不是“战国”的姿首，机缘偶合之下，因为统郡的需要而拟构的“古九有”，尽管沿用了《禹贡》九有之名，但因实践政事的转动，其次序自然也就与先秦技术大相径庭了。